1935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同意中央北进方针，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二十八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1940年6月26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引起了世界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英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因此，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任弼时指出：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冲突的增加，美国将支持中国抗战。我党的方针是支持长期抗战，这是大局。
2015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习近平指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法规制度在务实管用。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习近平强调，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要强化法规制度意识，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要加强监督检查，落实监督制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要把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党政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通过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得到充分释放。纪律检查机关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仅要严肃查处直接责任人，而且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1946年6月27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电报指出：蒋介石所谓四十八小时后有惊人举动，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而言。蒋于月中下令聚歼。昨日起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请对外广泛揭发国民党之阴谋。
1981年6月27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要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区别开来。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珍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
1992年6月27日
江泽民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开发开放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的战略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在继续抓好珠江三角洲开放开发的同时，决定以开发开放浦东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布局和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
2010年6月27日
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他指出，我们应该着眼长远，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要加强二十国集团成员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合理政策力度，支持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要审慎稳妥把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节奏、力度，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要全面落实前3次峰会作出的决定和达成的共识，共同维护二十国集团信誉和效力，本着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分歧，确保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在健康轨道上向前发展。
2014年6月27日
习近平在接见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边海防战线的全体同志要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局意识，勇于作为，敢于担当，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要坚持军民合力共建边海防，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发挥军警民联防的特色和优势，坚决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要坚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着力解决制约边海防工作的体制机制问题，加强边海防各项建设，不断增强新形势下防卫管控能力。要坚持狠抓边海防工作落实，国家边海防委员会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区各部门各系统要做到守边有责、守边负责、守边尽责，齐心协力把党中央的治边方略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950年6月28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周恩来关于朝鲜内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的报告和对杜鲁门二十七日声明的声明。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地和坚决地反抗。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周恩来的报告和声明指出：杜鲁门的声明表明，他要以战争来干涉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内政，并公开干涉我国对台湾的解放，这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1979年6月28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就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要制定一系列法律，这是建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986年6月2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听取乔石关于端正党风工作情况的汇报后提出，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他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1999年6月28日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三讲”教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探索。他指出，中央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集中一段时间，以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解决好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需要；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者是紧密相连和相互统一的，核心是讲政治。讲政治，必须坚持讲学习。讲政治，必然要体现在讲正气上。
2013年6月28日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习近平强调，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2014年6月28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在讲话中深刻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性贡献和重大现实意义，强调中国将继续做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习近平表示，60年前，中国、印度、缅甸顺应历史潮流，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国愿意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